鲁迅对纪晓岚的评价

录者按：上纪一九七四年三月，我到沧州。时正值“文革”流绪未尽、极左泛滥之际。当时的《沧州日报》就载文大挞纪晓岚。似乎纪晓岚是沧州人，沧州就有特别的义务似的。说纪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是封建帝王的孝子贤孙，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竭尽贬斥之能事。那时的我，手上刚刚得到一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读之,发现鲁迅对纪晓岚的评价却很高。当时社会上能读的书只有《毛选》和鲁迅的著作，其他书籍大都列为另类。鲁迅的话是可以奉为经典的。我就把书中鲁迅有关对纪晓岚的评价介绍给身边的人看。鲁迅在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是在“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史略》出书在上纪三十年代。我想那时鲁迅的眼镜是不会带有任何阶级政治色彩的，鲁迅对纪晓岚的评价应该是公允的。然而文革狂热之中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做为封建时代官僚的纪晓岚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推崇的，那时即便鲁迅也不行。现在当然是行了。纪晓岚是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古圣先贤，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历史早已翻出了新生面。现在再把保存至今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当年看到的段落摘抄于下，以飨读者，或许有益。

《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模仿赞颂者众，顾至纪昀而有微辞。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述其语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天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亵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盖即訾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而已。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父容舒，官姚安知府。昀少即颖异，年二十四领顺天乡试解额，然三十一始成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读学士，坐泄机事谪戍乌鲁木齐，越三年召还，授编修，又三年擢侍读，总纂四库全书，绾书局者十三年，一生精力，悉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中，故他撰著甚少。后累迁至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自是又为总宪者五，长礼部者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二十）。乾隆五十四年，以编排秘籍至热河，“时校理久竟，特督视官吏题签庋架而已，昼长无事”，乃追录见闻，作稗说六卷，曰《滦阳消夏录》。越二年，作《如是我闻》，次年又作《槐西杂志》，次年又作《姑妄听之》，皆四卷；嘉庆三年夏复至热河，又成《滦阳续录》六卷，时年已七十五。后二年，其门人盛时彦合刊之，名《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本书）。十年正月，复调礼部，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二月十四日卒于位，年八十二（1724——1805）谥“文达”（《事略》）。

《阅微草堂笔记》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自序云，“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辩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谈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者，即此之谓。其轨范如是，故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

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辩，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今举其较简者三则于下：

 刘乙斋廷尉为御史时，尝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数人击柝，声琅琅彻晓，。。。。。。视之则无形，聒耳至不得片刻睡。乙斋故强项，乃自撰一文，指陈其罪，大书粘壁以驱之，是夕遂寂。乙斋自诧不减昌黎之驱鳄也，余谓“君文章道德，似尚未敌昌黎，然性刚气盛，平生尚不作暧昧事，故敢悍然不畏鬼；又拮据迁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计无复之，惟有与鬼以死相持：此在君为“困兽犹斗”，在鬼为“穷寇勿追”耳。。。。。。。乙斋笑击余背曰，“魏收轻薄哉！然君知我者。”（《滦阳消夏录》六）

 田白岩言，“尝与诸友扶乩，其仙自称真山民，宋末隐君子也，倡和方洽，外报某客某客来，乩忽不动。他日复降，众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见必有谀词数百句，云水散人拙于应付，不如避之为佳；其一心思太密，礼数太明，其与人语，恒字字推敲，责备无已，闲云野鹤岂能耐此苛求，故逋逃尤恐不速耳。’”后先姚安公闻之曰，“此仙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槐西杂志》一）

李义山诗“空闻子夜鬼悲歌”，用晋时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诗“秋坟鬼唱鲍家诗”，则以鲍参军有《蒿里行》，幻杳其词耳。然世间固往往有是事。田香沁言，“尝读书别业，一夕风静月明，闻有度昆曲者，亮折清圆，凄心动魄，谛审之，乃《牡丹亭．叫画》一出也。忘其所以，倾听至终。忽省墙外皆断港荒陂，人迹罕至，此曲自何而来？开户视之，惟芦荻瑟瑟而已。”（《姑妄听之》三）

昀又“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盛序语），其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书中有触即发，与见于《四库总目提要》中者正等。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此先后诸作家所未有者也，而世人不喻，哓哓然竞以劝惩之佳作誉之。

吴惠叔言，“医者某生素谨厚，一夜，有老媪持金钏一双就买堕胎药，医者大骇，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两枝来，医者益骇，力挥去。越半载余，忽梦为冥司所拘，言有诉其杀人者。至，则一披发女子，项勒红巾，泣陈乞药不与状。医者曰，‘药以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汝自以奸败，于我何尤！’女子曰，‘我乞药时，孕未成形，倘得堕之，我可不死；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既不得药，不能不产，以致子遭扼杀，受诸痛苦，我亦见逼而就缢；是汝欲全一命，反戕两命矣。罪不归汝，反谁归乎？’冥官喟然曰，‘汝之所言，酌乎事势；彼之所执者则理也。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声，医者悚然而寤。”（《如是我闻》三）

东光有王莽河，即胡苏河也，旱则涸，水则涨，每病涉焉。外舅马公周禄言，“雍正末有丐妇一手抱儿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妇弃儿于水，努力负姑出。姑大诟曰，‘我七十老妪，死何害？张氏数世待此儿延香火，尔胡弃儿以拯我？斩祖宗之祀者，尔也！’妇泣不敢语，长跪而已。越两日，姑竟以哭孙不食死；妇呜咽不成声，痴坐数日，亦立槁。。。。。。有著论者，谓儿与姑较则姑重，姑与祖宗较则祖宗重。使妇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则弃儿是；既两世穷嫠，止一线之孤子，则姑所责者是：妇虽死，有余悔焉。姚安公曰，‘讲学家责人无已时。夫急流汹涌，少纵即逝，此岂能深思长计时哉？势不两全，弃儿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所安也。使姑死而儿存，。。。。。。不又有责以爱儿弃姑者耶？且儿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儿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妇所为，超出恒情已万万，不幸而其姑自殒，以死殉之，亦可哀矣。犹沾沾焉而动其喙，以为精义之学，毋乃白骨衔冤，黄泉赍恨乎？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二百四十年内有贬无褒；胡致堂作《读史管见》，三代以下无完人，辨则辨矣，非吾之所欲闻也。’”（《槐西杂志》二）

《滦阳消夏录》方脱稿，即为书肆刊行，旋与《聊斋志异》峙立；《如是我闻》等继之，行益广。其影响所及，则使文人拟作，虽尚有《聊斋》遗风，而摹绘之笔顿减，终乃类于宋明人谈异之书。如同时之临川乐钧《耳食录》十二卷（乾隆五十七年序）《二序》（五十九年序），后出之海昌许秋坨《闻见异辞》二卷（道光二十六年序），武进汤用中《翼炯稗编》八卷（二十八年序）等，皆其类也。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凇隐漫录》（光绪初成）《凇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天长宣鼎作《夜雨秋灯录》十六卷（光绪二十一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

体式较近于纪氏五书者，有云间许元仲《三异笔谈》四卷（道光七年序），德清俞鸿渐《印雪轩随笔》四卷（道光二十五年序），后者甚推《阅微》，而云“微嫌其中排击宋儒语过多”（卷二），则旨趣实异。光绪中，德清俞樾作《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止述异闻，不涉因果；又有羊朱翁（亦俞樾）作《耳邮》四卷，自署“戏编”，序谓“用意措辞，亦似有善恶报应之说，实则聊以遣日，非敢云意在劝惩”。颇似以《新齐谐》为法，而记叙简雅，乃类《阅微》，但内容殊异，鬼事不过什一而已。他如江阴金捧阊之《客窗偶笔》四卷（嘉庆元年序），福州梁恭辰之《池上草堂笔记》二十四卷（道光二十八年序），桐城许奉恩之《里乘》十卷（似亦道光中作），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

（以上选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北京版183——188页）

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纪昀总其事，于小说别为三派，而所论列则袭旧志。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训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西京杂记》六卷。《世说新语》三卷。  。。。。。。。

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山海经》十八卷。《穆天子传》六卷。《神异经》一卷 。  。。。。。。

《搜神记》二十卷。 。。。。。。《续新齐谐》一卷。  。。。。。。

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博物志》十卷。《述异记》二卷。《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  。。。。。。

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

右三派者，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然《山海经》《穆天子传》又自是始退为小说，案语云，“《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实则恍忽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于是小说之志怪类中有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

    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伙，而史志皆不录。惟明王圻作《续文献通考》，高儒作《百川书志》，皆收《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清初钱曾作《也是园书目》，亦有通俗小说《三国志》等三种，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等十六种。然《三国》《水浒》，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世人视若官书，故得见收，后之书目，寻即不载，钱曾则专事收藏，偏重版本，缘为旧刊，始以入录，非于艺文有真知，遂离叛于曩例也。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

（以上选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北京版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