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参透阅微“野狐禅”（上）

——“阅微”中的狐文化内蕴

今天我们开始第四讲“参透阅微野狐禅”。

在纪晓岚所创造的人格化的鬼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别具洞天、异彩纷呈的世界，那就是狐的世界。

狐，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是从上古神话开始的。比如禹娶涂山女的那个著名神话，这个神话说禹三十岁时到了涂山那地方，见到一只九尾白狐，又听到涂山人唱的九尾白狐歌，于是就有了一种感应，觉得自己的婚姻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完成。涂山人的歌是这样的：“绥绥白狐，九尾  。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大意是“美丽的白狐狸啊，有九条长长大大的尾巴，赶快在这里建立家室吧，我来造访就预兆着你的多子多福昌盛吉祥”。于是禹便娶涂山女为妻。也有的民间传说认为，禹娶的实际上是变化成涂山女的九尾白狐。

中国文学史一开篇，便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影子——狐。

狐虽是自然物，但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像它一样被赋于了那么多的意味深长的文化意义，不论是在文化形态中或者是在文学作品中，它都不是以它原生态的形式出现的，远在被初民作为狩猎对象的时期，它就获得了超物质的品性，被夸张、变形，成为某种象征符号，成为神秘的文化载体。

有清以来，文言小说中出现大量的狐仙狐妖的作品，最早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以说，《聊斋志异》的出现，带动了清代狐仙信仰的兴盛与狐仙信仰地域的扩大，同时，也开启了文言小说创作谈狐的风气。

清代写狐仙狐妖的小说最多，从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从汉晋到明代的总和。其中影响较大的中长篇，有《妖狐艳史》、《蕉叶帕》、《狐狸缘》、《绿野仙踪》、《九尾狐》等等。笔记小说有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即尹庆兰）的《萤窗异草》、袁枚的《新齐谐》（也名《子不语》）、乐钧的《耳食录》、屠坤的《六合内外琐言》、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汤用中的《翼稗编》、宣鼎的《夜雨秋灯录》、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李庆辰的《醉茶志怪》等等。这些作品基本上集中在乾隆、光绪二朝。

最突出的，当然要数《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聊斋》中写到狐仙的有70多篇，《阅微草堂笔记》则有200余篇，占全书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强，在清代文言笔记小说中，《阅微》写狐算是拔了头筹。

《聊斋》中的狐多是具有人形美、人性美、人情美的“美狐”形象，读完《聊斋》，我们忘不了青凤、莲香、鸦头、婴宁、红玉、青梅、辛十四娘、凤仙等美丽多情的狐女形象。

那么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狐是以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出现的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纪晓岚对狐的认知。

他说：“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殊途，狐则在仙妖之间。故谓遇狐为怪，可；谓遇狐为常，亦可”（《如是我闻》卷之四）。那意思是说：人物不同类，狐则在人与物之间；阴间阳界是两个天地，狐则在阴界与阳界之间；仙与妖不是一路，狐则在仙与妖之间。所以说，遇到狐可以说是怪异的事，也可以说是平常的事。

狐，在人与鬼之间，兼具有鬼的特质和暧昧的色彩，它一会儿人化，一会儿鬼化，非人非鬼，亦人亦鬼，让人感到扑朔迷离。

纪晓岚在发表了以上看法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刘师退先生认识一位沧州的学究，这位学究与一个狐狸为友，于是刘师退先生便通过这位学究与狐狸见了一面。这狐精身材短小，看上去像个五六十岁的人，衣着不古不今，与道士差不多。它待人接物也安祥谦恭。寒喧已毕，它问刘师退先生找它有什么事，刘师退说：“世上与狐族有过交往的人，有不同的传闻，其中有很多事情我弄不明白，听说您豁达，不避讳，我就向您请教来了”。老狐笑笑说：“天生万物，各自都有各自的名字，狐狸名叫狐狸，正如人叫人，称狐为狐，正如称人为人，哪里有什么忌讳呢？至于我们狐狸之中，美丑不同，正如人类之中，好坏不齐。人不避讳人的恶，狐狸又何必避讳狐狸的恶呢？有什么要问的你尽管问。”于是刘师退先生问：“狐狸之间有区别吗？”老狐说：“凡是狐狸都可以修道，而最灵的叫狴狐。这就如同农家读书人少，儒家读书人多一样”。刘师退先生问：“你说的这种狴狐，生下来就很灵吗？”老狐说：“这跟它的种类有关。没有成道者所生的，就是一般的狐狸。已经成了道的所生的，就自然能变化了。”刘师退问：“既然已经修炼成道，自然应该红颜常驻，保持青春，但小说中记载的狐精，也有老翁、老太太，这又是为什么呢？”老狐说：“所谓成道，也就是成人道，饮食性欲、生老病死之事，跟人是一样的。关于那些升天成仙的狐狸，就是另一码事了。这就像千百人中，只有那么一两个人能求得一官半职。那些经修炼得道的，就如同人积累学问而成名；那些媚惑人采补的，就如同走捷径而求成功，有投机取巧的性质”。

接下来他们又谈了关于狐狸的情感，以及居处选择等方面的问题。狐对人类是既羡慕又不满的，故事中的狐对师退说：“我辈辛苦了一二百年，才幻化为人身。你等现在已是人身，修炼之功已到大半，却仍然悠悠忽忽，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实在是太可惜了”。

谈到佛教，狐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它说：“佛家的地位虽然很高，但倘若修行不到位，一入轮回之中，便失去了本来面目，不如先求得长生不死，还有些把握。”

最后，刘师退先生让老狐送他一句话，老狐说：“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人，怕的是自己没博个好名声，这是对下等人说的，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是心平气和，从来就不做作。如今程灏、程颐、朱熹这些儒生，吹胡子瞪眼的，生出许多事来，先生好好想想这件事吧”。这最后的点晴之笔，直指宋儒之失，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以上这篇“狐论”，说到家实在是一篇“人论”。纪晓岚在这里实际上已将狐“去妖魔化”了，它与人类有着最大的共同点。

纪晓岚在《槐西杂志》之四中，谈到了鬼与狐之间的区别，也别有趣味。他说，鬼这种东西能够穿屋透壁，它有形但没有实体，纯粹是一股气。气没有达不到的地方，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障碍它。狐则能大能小，大概就和龙差不多，然而它有形有质，它的实体能变小，但不能变无。所以它只能在有空隙的地方出入，而无隙则不能出，虽然是灵狐，往来也必然要从窗户里穿过。

狐和鬼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形与无形。而这一点恰恰正是它与人类的共同点。人与鬼幽明异路，狐则介乎于二者之间，因此也更多地带一些人类生活的倾向，比如它可以和人共住一楼，比如它更多的时候总喜欢变成人的模样来活动。比起鬼的“鬼鬼祟祟”，狐多少光明正大了一些。

因为狐比起鬼来更容易接近人类，所以，它们自然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人的许多恶习，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它们一样像人一般有功名之心，所以也要受寒窗之苦，以应科举。而且，它们之间也互相仇视，互相欺诈，互相倾轧。

纪晓岚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家宴请宾客，座中有一个狐友。监酒人令在座各人名言其所怕的东西，言之无理者罚酒，不是自己真正所怕的也罚酒。有的说：我怕道学家。有的说：我怕名人。有的说：我怕有钱的人。有的说：我怕官。有的说：我怕那些溜须拍马的人。有的说，我怕的是虚伪的谦谦君子。有的说：我怕礼法特别周密的人。有的说：我怕那些处事过于小心，从来不说痛快话的人。最后问到狐友，狐友说：“我怕狐狸。”

大家一起笑起来说：“人怕狐狸还有情可原，你本身就是狐狸，本为同类，何怕之有？你说错了，得喝一大杯。”狐狸说：“天下最可怕就是同类啊，依你们人类而言，住在南方的人，与住在北方的人之间不会争地盘；江海之人，与车马也不会争道路。因为他们不是同类。凡争田产的，必是同胞兄弟，凡争宠爱的，必为同夫之妻，凡争权势的，必是同官之士，凡争利益的，必是同市的商家。势近则互相妨碍，互相妨碍就互相倾轧。再比如，提野鸡的人笼子里总要放一只野鸡做引子，捕鹿的人也必定会用鹿来设置陷讲。凡反间内应，必用同类，因为没有同类，就不可能投其好而入，伺其弱点而侧击，从这一点上想，我哪能不怕狐呢”。（《姑妄听之》一）

这个故事的“畏狐”之狐，已完完全全地人格化了。它所讲的这些，也全部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现象。这里边，当然也包括了纪晓岚的生活感受和社会经验。

在《槐西杂志》卷之二中，他还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管理佐领内文书、饷糈庶务的小官名叫萨音绰克图，他与一个狐狸为友。有一天，狐狸仓皇来投奔他，说“我家里现在有了妖狐作祟，想借您家的坟园安置一下家属”。绰克图很奇怪，然问它：“只听说狐狸给人作祟，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能给狐狸作祟，这是什么妖魅？”狐说：“这是天狐。它变化通神，不可思议。鬼出电入，也找不到头绪和迹象。它迷惑人，人不及防；给狐作祟，狐也看不见它”。绰克图问：“同类之间为什么不怜悯？”狐说：“人与人是同类，可是强者欺侮弱者，聪明者诳骗愚钝者，谁有一点相惜之心呢？”。

这个故事中的“狐友”，因为惧怕它的同类而不得不寻求异类——人的庇护，它说出的那样一番话真是振聋发聩。

所以说，在纪晓岚创造的这个狐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人的世界的缩影。

纪晓岚还讲过一个“狐有五畏”的故事。

董天士是明代的一位高士，以画画为生，不要一文来路不正的钱。他是纪晓岚先高祖纪钰的老朋友。纪晓岚高祖所著的《花王阁剩稿》中，有几首与他唱和的诗。这位董天士先生终身不娶，也没有仆人婢女侍侯他，所有生活起居的事，都是他一人自理。有一天早晨起床，看见他的衣服鞋子，都整整齐齐地放在他的手能够得着的地方，再一看，连洗梳用具都给他摆好了。董天士说：“这肯定是哪个妖异想来迷惑我”。这时窗外有个声音说：“我不敢迷惑您，而是有求于您。难于主动献身，所以干了这些事情等着先生来问”。董天士胆大，叫她进来，她一进门就跪拜，原来是一位娟秀娴静的女子。董天士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温玉”。问她求办什么事，温玉说：“狐理所怕的有五种人，一是凶暴的人，以躲避他的盛气；二是术士，以躲避他的镇治；三是神灵，以躲避他的稽察；四是有福的人，以躲避他的旺运；五是有德行的人，以躲避他的正气。不过凶狠暴虐的人毕竟不多，术士和神灵，我不做坏事，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有福气的人运气衰竭也就没什么了。只有对有德行的人，我们怕他又敬重他。如果能够依附有德行的人，本族都会以之为荣，它的品位也就高出同类之上。先生虽然贫寒，但不取分文不义之财，不干一件违背礼法之事。如果您答应按照‘奔则为妾’的礼节，允许我侍奉你身旁，就是我三生有幸了。如果您不收留我，就请您以赠侍姬的名义，给我画一个扇面，题上某年某月某日，为侍姬温玉作，那么也能沾先生一点光”。随即拿出一把精美的扇子放在书案上，并研好了墨，调好了色。恭候在一房，董天士签应了。第二天早晨，董天士醒来，发现床脚下有个人睡在那里，原来是温玉又来了，她说：“我实在不敢玷污您，但如果不在一张床上睡一夜，那么我这个名份就是虚的”。她捧来衣服侍候董天士梳洗，之后拜说：“妾从此去了”。一晃就不见了。

狐女温玉，与《聊斋》里那些美丽的狐女一样可爱，她所说的狐的“五畏”，实际上也是清代人提出的狐的禁忌信条，人怕狐，其实狐也怕人，这种相生相克才在人与狐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平衡关系。

恶人以恶让狐畏惧，术士以法术让狐畏惧，神灵以权威让狐畏惧，有福之人以旺运让狐畏惧，这四种畏惧都不如有德之人真正是狐又敬重又害怕的人。所敬所怕，都是因为他有一身正气。与这个故事相同的还有《姑妄听之》卷之二中魏环极先生的故事，这位魏先生在山寺里读书，每天有人为他整理书案，一看到他的影子，即隐身遁去，说是“我本是学习儒学的一个狐狸，因为先生是正人君子，所以不敢与先生接近，但我非常敬重先生，所以每天偷偷地到这里来尽一些仆隶的义务。”魏环极是清初有名的直臣，朝野有很大的名气。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像这样“狐近不正人”的故事太多了。狐女所乐于接近的，差不多全是一些风流倜傥懂得怜香惜玉的文弱小生，一旦这个文弱小生身上有了凌人正气，它便立刻选择离开。

《如是我闻》卷之四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姓韩的布商，因为与一个狐女亲昵，身体一天天弱下来。他的同伴求了符箓去劾禁狐女，那狐女只离开一些日子，不久又回来了。有一天晚上，她与韩某共寝时，忽然披衣坐起问：“你是不是有了什么特别的念头，为什么我觉得你身上有了一种逼人的刚烈之气，刺得我不得安宁呢”？韩某说：“我也没什么念头，只是我的一个邻居吴某因为迫于负债，把他的儿子卖为歌童了。我不忍读书人的后代沦为下贱人，打算着筹措四十两银子把他赎回来，因此才翻来覆去，睡不好觉”。狐女听了，急忙推开枕头说“你有这样的念头，就是善人，害善人会受大处罚，我从现在起就得离开你了”。于是她与韩某以吻相接，嘘了好一会气，才依依惜别。韩某从此又恢复了健康。

狐的“五畏”，实际上是人之畏。儒家历来讲“畏”，孔子就曾指出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畏服天命圣人，才可以顺吉逆凶，正身明德。狐之“五畏”同儒家之“三畏”有共同之处，其中都渗透着儒家的宗教观和伦理观。从这个基本点出发，纪晓岚重新提出了“妖不胜德”“以德胜妖”的古训，治国平天下如此，个人修身持家亦如此，吉凶成败，完全取决于道德的修持程度。

除了这“五畏”之外，还有一畏，纪晓岚没有明讲出来，那就是“畏人心之险”。他没有明说，但他通过《阅微》里的故事曲曲折折地说出来了。前边讲到的那几个故事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接下来讲的故事，就有更深一层的蕴藉了。

有一个人名叫朱子青，他和一个狐狸交情契厚，但是他只能听见狐狸说话的声音，但看不见它的形体。狐狸也参加文酒之会，词辩滔滔，谁也辩不倒它。有一天，有人提出想见见它的真面目，狐狸说：“你想见我的真身么？真身怎么会让你看见呢？你要见我的幻身么？那么既然我的身形是幻化的，就和不见一样，这又何必非见不可呢”？众人的好奇心越发给逗上来了，一定坚持要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狐狸就问：“在你们的想象中，我的形体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说：“应该是一个长眉毛白头发的老人”。狐狸应声变成了一个老人。又一个人说：“应该是仙风道骨的道士”。狐狸又应声现身为一个道士。又一个说：“应该头戴星冠，身穿羽衣”。狐狸又立马变成了一个仙人。又一个人说：“相貌应该像儿童”。狐狸又变做一个婴儿。又一个人开玩笑说：“庄子说姑射山的神人，风姿绰约好像娴静的处女，你大概应该是那个样子吧”。狐狸又应声变成一个美人。又一个人说：“应声而变，不过都是虚幻的，还是想看看你的真身”。狐狸说：“天下如此之大，谁肯把自己的真面目展示在别人面前？为什么偏偏要求我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呢！”说完，大笑着走了。朱子清说：这狐狸自称七百岁，看它的阅历，确实是深不可测啊。（《滦阳续录》六）

《滦阳消夏录》中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故事：

有人与狐狸相交友，每逢宾朋宴集，必招狐友来同坐，饮食笑语，和人没有两样，只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大家一再坚持要看看它的真身，对狐友说：“咱们面对面坐着，却看不见你的真实面目，怎么能交朋友呢？”狐狸说：“交朋友交的是心，不是貌。现在这年头人心叵测，险于山川，机关陷阱到处都是，所以我才把自己的真形隐蔽起来，诸君不见其心，以貌相交，反而过从甚密，于不见貌者，反而疏远他，这是什么道理？”

纪晓岚生活在乾嘉盛世，但那个社会却不怎么清平，贪官、恶吏、豪强和各种奸诈刁滑的小人比比皆是，对这种种的阴暗、腐败和污龃，纪晓岚一是十分痛恨，二是无可奈何，他只能选择避开的方法。

纪晓岚是非常痛恨小人的，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充满了对小人的抨击，而且在那个小人猖獗，大行其道的环境中，纪晓岚遇到的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保全自己的问题。他在文化专制的风声鹤唳中入主“四库”馆，在修书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文字狱案他是感同身受的，有很多起文字狱，压根就不是写了什么反动文字，而是因为著书者得罪了小人，结果锻炼成大狱。所以纪晓岚的处世之道是不跟小人争一日之短长，不作出头椽子，尽量不以“真面目”暴露在他们的视野中。对他的生存方式，有人讥之以“世故”。但纪晓岚从未与小人同流合污过，并且借狐鬼之事，将小人的伎俩示众，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