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入木三分骂亦精

——《阅微草堂笔记》对理学的批判

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明代中叶以后曾出现过向近代演进的契机。这种契机的肇端，就是由李贽等人在儒学内部所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理学批判运动。这场理学批判运动极大地动摇了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对人的现世生活和尘俗愿望的否定，是封建文化的主要表征。欧洲中世纪神学家曾说：“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受到尊重”。宣扬人应当蔑视世俗，蔑视自己。中国理学家则有“存天理而灭人欲”的论题。朱熹就强调“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但是，从封建主义肌体中生长出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必然地要提出为私欲辩护的历史课题。晚明时期李贽首先发难，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伦理思想，鼓动起抗拒“以理窒欲”的人文主义思潮。然而，满清入主中原之初，就确立了“崇儒尊道”“尊孔尊朱”的基本国策。被认为以规范封建伦理道德为旨归的理学，在统治者心目中占着重要的地位。深谙面而之术的康熙皇帝，经过反复玩味，并“体之身心，验之政事”之后，从“唐虞三代以来”的统治思想中，选中了程朱“性理之学”，作为官方“确然不可易”的哲学，并通过“钦定”理学教科书颁诸学官的方式，向全国推行，迫使“尽天下人”接受和遵循。所谓“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康熙起居注》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使早已成为历史桎梏的程朱理学再度“死灰复燃”。乾隆中叶，“专门汉学”兴起，虽然汉学的学术运动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是一场“研究方法的运动”而非“主义的运动”，相对于宋代理学而言，只是研究方向的转移和学风旨趣的政变，但汉学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客观上却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直接间接地对宋儒和所谓的“讲学家”展开批评的有四十多则故事，这些故事中，纪晓岚不仅揭示出理学家狂热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重要所在，而且从世俗人心的层面揭示出理学的泛道德主义“终不能强行于天下”的困境。

在《槐西杂志》之二中有一则故事：

东光县境内有条河叫王莽河，每逢天旱，河水就干涸，逢到雨水大的年头，河水又暴涨，纪晓岚的岳父家就在东光县，他岳父马周箓给他讲过，雍正末年，有个讨饭的妇人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扶着生病的婆婆趟水过这条河。走到河中央的时候，婆婆失足跌倒，媳妇把孩子丢到水里，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婆婆背到岸上。婆婆大骂她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死了又有什么要紧。我们张家几代人，就靠这孩子来延续香火，你为什么扔掉孩子来救我呢？灭绝祖宗香烟的人就是你呀！”那个女人哭着不敢说话，只是直直地跪在地上。过了几天，婆婆因为想孙子，不吃不喝死了，那个妇人呜咽不成声，痴呆呆地坐了几天，也成为一具枯尸。不知她是什么地方人，只知道婆婆骂她绝了张家烟火，才知道她家姓张。有写文章的人评论这件事，认为儿子与婆婆相比而言，则婆婆分量重，要是婆婆和祖宗比呢，当然就是祖宗重要了。假如这个妇人的丈夫还活着，或者她丈夫还有兄弟，那么她舍弃儿子救婆婆就没有错，但实际上婆媳俩都成了寡妇，只有这个孩子一脉单传，那么婆婆骂的就有道理。那个妇人即使死了，她的心其实也是存着怨悔的。

讲了这个故事纪晓岚记下了他父亲纪容舒就这事发表的一段评论：那些讲学家指责起人来喋喋不休，当时河水那么湍急，人命悬一线，哪里是容人深思熟虑、作长远打算的时候？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舍弃儿子救助婆婆，这符合天理正道，也是人之常情能接受的。假如婆婆被淹死而儿子活下来，做媳妇的这一辈子不照样会耿耿于怀，不是也照样会有人指责她只顾儿子、抛弃婆婆吗？况且那孩子还是抱在怀里的婴儿，将来能不能成人还不能预料，假如婆婆死了而孩子又没有成人，那悔恨又该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妇人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越了世间的常情，不幸的是她婆婆绝食而死，她也死了，一家三条命全没活下来，这就更令人感到悲哀。而有人就这件事鼓唇摇舌，大谈什么精微的道义，这不是要让死者抱恨九泉吗？
   

纪晓岚记下的他父亲的这段话，其实阐发的是他自己的观点。用礼教的路数来处理这一公案，讲学家所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道德困境。那些讲学家实在是迂腐得不近人情了。

这个讨饭的妇人弃儿救姑，然而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观念统治下，却落了一个受人非议的结局。婆媳二人悲泣绝食而亡，一家三口死绝，道学家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肆意褒贬。这则故事提示了程朱理学“以理杀人”和封建社会“礼教吃人”的本质。

在《滦阳续录》之五中，纪晓岚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某位在郎署中居官的先生，时时以气节严正标榜自己。他曾把家中的一个婢女指配给一个家奴，已经好几年了，这两个人来往出入，也不避讳。有一天，两人在庭堂里相遇，恰好这位老先生来了，看见这两个人脸上还带着笑容，便发怒说：“你们这是淫奔，按照法律，和未婚妻有奸情的，要打板子”。于是便急忙叫板子侍侯。大家说：“这个两孩子不过是在一起说笑，并没有什么奸情”。这位先生说：“按法律，有想法而没有实行，罪减一等。罪可以减，但免罪是不行的”。于是把两个人都打了几十板子，差点打死。从此这位道学先生便讨厌起这一对年轻人来。两个人在一起也觉得很不自在，总是有意无意地互相躲避。不到半年，两个人先后忧郁而死。这两人的父母可怜他们，请求合葬，这位先生仍以违背礼教为名不予允许。纪晓岚在这段故事的前后发表议论说：饮食男女，本是人最大的欲望，违背道义，败坏风俗。为王法之所必禁，但如果是痴儿呆女，彼此钟情，就不必用苛细的律法条文对他们加以深究。一对情窦初开的小儿女，只因为两个相遇之时笑了一笑，就在严密的礼教的窒息之下，葬送了青春的生命，这是多么令人不寒而慄的悲剧。在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宋明理学就是这样扮演了一个凶残、丑恶的角色。让本来契洽人情、助人向善的道德伦理在“以风化为己任”的理学家手中，变成了杀人的工具。纪晓岚对这样一批“以理杀人”的讲学家，深为痛恨，呐喊出了“地狱之设，正为斯人也？”

纪晓岚还说，这位先生在两人还是孩子的时候，便给他们定下了亲，叫他们知道将来是夫妻。两人朝夕相处，却叫两人彼此无情，是绝对讲不通的。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接触，却不让他们之间彼此讲一句话，这个道学先先生也实在太没道理。（P1240）

还有比这更惨烈的一个故事：

明代末年，河北五省都闹大饥荒，以至于当街杀人卖肉，官府也禁不得。有客人在德州景州间，在途中吃午饭，见一个少妇裸体伏在案板上，手足都被绑住，屠家正在用水冲她的身子，这个少妇战栗恐怖的样子，让人不敢多看她一眼。这个行路的客人动了恻隐之心，用双倍的价钱买下了这个少妇，解开捆在她手脚上的绳索，帮她穿衣服。这个时候不经意碰了她乳房一下，少妇气愤地说“我赖您得以不死，所以既使终身为您做下贱的仆役也没任何悔恨。但我可以做奴婢，如果给你当小老婆却万万不行，我只是因为不肯事二夫，才被卖到这儿来。您又为何对我如此轻薄呢？”这个少妇说完脱下穿在身上的衣服，扔在地上，仍然裸身伏在案板上，闭上眼睛等待人宰割。屠夫恨她——本来人家出了双倍的价钱把她赎了，而她自个反悔——于是生生割下她腿上一块肉，她只是大声哀号，却始终没有后悔。（P300）

同样是为礼教所杀，最后这一名少妇显然死得更加惨烈，而且是为了维护礼教自愿赴死的。她宁可被人像屠宰牲口一样放在案板上砍割，也不想做出一点违背礼教的事情。其实那位出了双倍价钱赎下她的客商只不过在为她穿衣服时无意中碰了她乳房一下。

虽然，纪晓岚记下这个故事的初衷，是为“奇节异烈、湮没无传者”发一慨叹，但封建礼教杀人之残酷，还是让人读了不寒而慄。

在抨击宋明理学的同时，纪晓岚还把大量的笔墨用在揭露道家学的种种丑态方面。他笔下的道学先生，或虚伪矫饰，表里不一；或贪财好色、阴险狡诈；或学识浅陋，争名好胜；或营营狗苟，灵魂卑污。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几乎触及了当时理学家陋习的方方面面，且无不惟妙惟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这一部分文字最多，也最生动。

我们来看《如是我闻》之三中的这则故事：

有一位翰林，逢人就讲道学，有一天，他一个在外地做官的同乡馈赠他一些东西，这位翰林公振振有词地说，我这个人一辈子俭朴，实在不需要这些东西。同乡见他态度很坚决，走时便把东西带走了。这位翰林公送走了客人之后，心里怅然若失，难受地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走动。就这么过了好大一会儿，家里人请他到里面吃午饭，却无缘无故地让他大骂了一顿。忽然听见几个人在吃吃地偷笑，四下张望，看不到人的踪影，仔细听了听，声音似乎是从顶棚上传来的，原来是狐狸。

就这么寥寥几笔，画出一个道貌岸然、故作清高，实际上则极其贪婪的假道学的形象。

《姑妄听之》之二有一个故事：

有个道学家生性乖僻，总是以苛刻的礼法来约束他的学生，所以他的学生们都很讨厌他。可是这位先生一向有行为端正的名声，所以不能说他什么坏话去诋毁他。学塾的后面有一个小菜园，一天晚上，道学家在月光下散步，看见花丛中影影绰绰有一个人在那里。当时阴雨初晴，土墙给前些日子的大雨冲得损坏了些，他怀疑是邻家人来偷菜，便逼过去质问，却是一个美人藏在树后，见了他，美人跪下说道：“我本是个狐女，因为您是个正人君子，不敢靠近您，所以才夜里来折花，不料被先生看见了，请饶恕我”。这个女人言词柔婉，一双眼睛在顾盼之间流露出万种风情。这位道学家被迷住了，就用话挑逗她，她也顺水推舟，投怀送抱。并说自己能够隐形，来无踪去无影，即使旁边有人，也看不见她，不必担心让学塾的孩子们看见。于是两个人缠绵亲热到快天亮的时候，道学家催她：“快离开这里吧，天一亮，我的学生们就要来了”。她说：“外面好像有人声了，你别担心，一会我从窗户缝里出去好了”。这狐女仍然放下帐子躺在床上。道学家心神不宁，只是盼望着千万别让别人看见。又呆了好半天，忽然听到外面一片嚷乱，原来有个老妈子来接她的女儿来了。这时狐女披上衣服大模大样地走出来，坐在讲座上，理了一下头发，整了整衣襟，向大家致歉说：“我没带梳妆用具，暂回去梳洗，有时间再来吧”。接下来她向道学家要昨夜陪睡的酬金。原来这个“狐女”是一个新来的妓女，几个学生买通她上演了这出戏。

这个道学家被妓女拆穿西洋镜，非常沮丧。趁学生们吃早餐的功夫，他背着行李卷儿逃回了老家。

在《滦阳消夏录》之二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肃宁有一位讲授程朱理学的塾师，有一天，一个云游的和尚到他门外乞食，本鱼敲得琅琅响，从早晨一直敲到中午，这个塾师忍不住，就走出来 叱骂和尚说：“佛家本来就是异端，只有那些愚钝不堪的人才会被你们迷惑，这里都是圣贤的学生，你不要来捣乱”。和尚行个礼说：“佛教徒去募求衣服食物，就像儒教徒募求富贵一样，同样都偏离了本教的宗旨，先生何必一定要和我过不去呢”。塾师大怒，就拿了一根棒子打和尚，和尚把手里的布袋丢在地上走了。塾师以为和尚一定会回来，但是一直等到晚上和尚也没有来，摸那只布袋，里面装的竟都是散钱。几个弟子要把钱拿出来分了，塾师让弟子们把钱数清楚再分，免引起争吵。他们刚一打开这只布口袋，口袋里便有一群蚂蜂涌了出来，把师徒们蛰得鼻青脸肿。师徒们呼号扑打，把邻居都惊动了，这时和尚推门进来说：“你们这些圣贤，也谋划着要隐藏别人的钱财吗？”说完捡起布袋就走了。

在纪晓岚的笔下，这些喜骛讲学之名的讲学家们往往就是这样一些外仁里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比如这一位肃宁的塾师，他大讲程朱之学，以道学自任，却见财起意，因此才受到了和尚的戏弄。

《滦阳消夏录》卷四有故事说：有两个塾师住在邻村，都以宣传和维护道学作为己任。一天，相互邀请在一起讲学，学生十多人围着听讲。当他们辩论天理、人欲等问题时，慷慨激昂，言词非常严厉，态度也非常庄重，就像面对着圣贤一样。这时，忽然有一阵风刮起来，吹掉一片纸落在台阶下，纸片被风吹得旋转飞舞，学生们捡起来一看，原来是这两个讲学生先谋求一个寡妇田产的来往书信。

纪晓岚发表感慨说：这也许是神憎恶他们的虚伪，而故意巧妙地让他们的奸邪行为得以暴露吧，但是玩弄这种伪诈手法的人实在是太多啦，但他们并不是谁都能够最后暴露出来的。         

对“古貌不古心”的假道学，纪晓岚的讽刺从来就是不留情面的。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河间府有个游方的和尚在市上卖药，他把一个铜佛放在桌上，在盘子里装了药丸，铜佛的手是伸出去的，做出拿东西的样子。有买药的，先向佛祷告，然后把盘子捧到佛前。病可以治好的，则药丸会跳到佛的手中，病难治的，则药丸不跳。全国各地的人都相信这个铜佛真的很灵验。后来有人在游方和尚寄住的寺庙里，看见他关起门来碾铁末子，这才想到那盘中的药丸，必定有一半是掺了铁屑，一半是没有掺铁屑的；而且那铜佛的手，也一定是用吸铁石做的，在外面镀了一层金，这在当时差不多就是高科技的行骗手段了。一检查，结果就是这样，他的骗术才败露了。有一位道学家，偷偷给别人写状子，被人揭发，他被传到官府以后，态度十分傲慢，理直气壮地争辩，拿过他所批的《性理大全》一核对，笔迹则完全相同，这才低头伏罪。纪晓岚借一位名叫景曾的知府的话说：“我这人一辈子只信佛不信和尚，只信圣贤不信道学，今天看来，真是一点也不错”。（《姑妄听之》三）

在这个故事中，纪晓岚把那位道貌岸然的道学家与行骗的游方和尚放在一起写，将二者的骗术进行对照。一旦西洋镜拆穿，人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了行骗者的真实面目。纪晓岚辛辣地揭露了“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外有余必中不足”的宋明理学家的伪君子真面目，《阅微草堂笔记》对理学的批判与抨击，在清代大量的笔记小说中，几乎无人可以出其右。它不仅以广度取胜，而且以深度取胜。既使在他主撰的体现官方学术导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充满了批判“以理窒欲”的意向，如评宋人胡寅的《读史管见》时，纪晓岚指出：“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至于窒碍难行”（《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存目“读史管见”条）。

他对讲学家无实学而标榜门户、空谈心性的抨击也入木三分。

《滦阳消夏录》，开篇第三则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学究在赶夜路时遇上了他死去的一个朋友。这位老学究性情刚直，所以遇到了死去的朋友也不害怕，他问亡友上哪儿去，亡友答：“我在阴间当差，到南村去勾人，正好与你同路”。于是两人就在一起赶路。到了一座破房子前，鬼说：“这是文人的家”。老学究问：“你怎么知道？”鬼说：“一般人在白天为生计劳碌奔波，他本来的性灵就被淹没了，只有在他进入睡眠时，什么也不想了，性灵才清朗明彻，所读过的书，字字都在心中发出光芒。这些光芒透过人的全身窍孔照射出来，那样子缥缥渺渺，五颜六色，灿烂如同云锦。一些学问大家，像郑玄、孔颖达，还有一些文章大家，比如屈原、宋玉、班超、司马迁等等，他们所发的光芒直冲云霄，可与星月争辉。不如他们的，光芒也有几丈高，或者几尺高，最次的人也有一点微弱的光，好像一盏小油灯，能照见门窗。这种光芒人是看不见的，但我们这些做鬼的却能看见。这间破屋上，光芒高达七八尺，因此知道这肯定是读书人家”。那个老学究问：“我读了一辈子书，那么我睡下的时候光芒该有多高？”那个鬼欲言又止，沉吟了好久才说：“我昨天到你的私塾去，你正在午睡。我看见你胸中有一部八股时文家解释《四书》《五经》的讲义，五六百篇墨卷，七八十篇经文，三四十篇策略，字字都化成黑烟，笼罩在屋顶上。那些学生的朗读声，好像密封在浓云迷雾之中，实在没看见什么光芒。我今天句句是实，用不着说假话来骗你！”老学究听了怒斥他的亡友，鬼大笑而去。

在纪晓岚的心目中，空骛讲学之名的那一班“讲学家”，正是这样一些在胸中装满“高头讲章”、自欺欺人的空谈家。

综上所述，纪晓岚对当时理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批判理学家以“理教”杀人；二、批判理学家的议论苛察而见解迂腐；三、抨击理学家虚伪，口是心非；四、批评理学家坐而论道，不务实际。

按照鲁迅先生所说：“攻击道学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笔记》里的时时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清乾嘉时期出现了许多反理学的笔记小说，但如纪晓岚这样几乎把反理学作为一部作品的主题，多侧面多角度地抨击宋明理学之失，将批判锋芒指向理学弊端的方方面面的作品，并不多见。一个真实的纪晓岚，就隐身在他批判的锋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