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世间万事须阅历

——《阅微草堂笔记》对经世实之学的张扬

在上一讲中我讲过，贯穿于整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个主题，就是“反理学”。而且，他的“反理学”是建立在对经世务实之学的强调与宏扬的基础之上的。

经世致用，讲求务实，这当然不是清乾嘉时期文化思潮所推出来的一个新观念。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是一种非宗教的、世俗的封建文化，它的文化精神不在于着意建构彼岸世界，而是鼓励积极入世，告诫人们在此岸世界“立德、立功、立言”，从这个基点上说，“经世——入世”是中国文化以一贯之的传统。

我们不能把明清时期勃然兴起的经世实学的思潮看作历史上“经世”思潮的简单回归，因为这一时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从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其社会心理基础既包函了某些地主阶级革新派的自我批判，又包括了市民阶层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所以，它蕴有不容忽略的初级启蒙的意味和在传统文化意识的发扬中走向近代的新趋向。

明朝末叶，理学就已经在日益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重重社会危机面前表现出了它的无能为力。此时的理学，已经背离了作为儒学核心要求的有用于世的宗旨，无论理学家怎样把“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喊得震天响，但他们终究找不到挽救社会危机的出路。可以说，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已经丧失了它的生命智慧。随着对理学批判的日益深入，社会上也逐渐酝酿起一股以朴实的考证经史的方法，从中得出有用的道理，来挽救社会的危机，这就是由明末逐渐潜滋暗长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经过明清之际的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一思潮到了清乾嘉时期，不仅成为一时学问的核心，而且应运而生地推出了它的代言人，这就是纪晓岚。

明清经世实学的基本特点，是强调实事、实功、实效、实心。《阅微草堂笔记》鲜明地揭示了这个宗旨。在《姑妄听之》之二，纪晓岚发表的一段议论中，他把宋以来的道学与“孔孟之正传”的“圣贤之学”作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划分。他说：“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道学则务精微，先理气，后彝伦，尊性命，薄事功”。在《姑妄听之》之四中又说：“唐以前之儒，语语有实用；宋以后之儒，事事皆空谈”。《阅微草堂笔记》正是以经世实学为立足点，对空谈性理的宋明理学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

我们来看《滦阳消夏录》之三中的一则故事：

沧州有个叫刘羽冲的人，性情孤僻，又好讲古制，实际上他所讲的那些，都是迂腐不能施行的陈词滥调。他偶然得到了一本古代兵书，读了之后，自称能带十万兵，恰好当时有土匪骚扰地方，他自己训练乡兵和土匪较量，结果大败而归，他自己也差点让土匪活捉。他又弄到一本古代讲水利的书，钻研了有一年多的时间，自吹可以使千里之地成为沃土。他画了图纸去游说州官。这个州官也挺好事，竟然让他在一个村子里做试验，刚刚挖好了沟渠，来了洪水，大水顺着他挖的沟渠直灌进来，差点把一个村子的人都喂了鱼鳖。从此以后他就郁郁寡欢，总是想不开。常常一个人在院子里踱步，摇头自言自语，“古人岂欺我哉”——古人难道是欺骗我吗？——这一句话六个字，他每天念叼千百遍。没过多久，他得了一场病死了，后来在月白风清的晚上，常见他的鬼魂在墓前松柏下，摇头踱步，嘴里念叨的还是这六个字。

讲了这个故事，纪晓岚借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的一段话说：“满肚皮都是书本的死知识，最能败事；肚子里一点知识也没有，同样能败事。一个下棋的国手不忽视旧棋谱，但不照搬旧棋谱的套路；一个名医也不会离开古方，但也不会一味迷信古方。所以说神而明之，全在于运用它的人”。又说，“别人能够教给你画方画圆这些成规，却不能使你因此而获得巧智”。

纪晓岚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书生每喜谈水利，尸祝欲代庖人谋”，批判的就是这一类纸上谈兵而百无一用甚至到死都冥顽不化的腐儒。

《滦阳续录》之三中有一个发生在纪晓岚家的故事：明崇祯十五年，纪晓岚的高祖厚斋公带着全家住在河间府，以躲避孟村的土匪。厚斋公去世后，听说大兵将到河间，纪家又打算搬回乡下去住。临走时，邻居一个老人望着门神大发感慨，说：“假如今天有一个像尉迟敬德、秦叔宝的人，也不会到这地步”。纪晓岚的两位曾伯祖，一个叫景星，一个叫景辰，都是府学中有名的诸生，两个人正在外面打点行李，听了这话，便出来和那个老人争辩说：“这门神是神荼和郁垒的像，不是尉迟敬德和秦琼”。老人不服，举出丘处机的《西游记》作例证，说就是尉迟敬德和秦琼。这两兄弟说那种街谈巷议的小说本不足为证，门神本来就是神荼和郁垒。老人又拿出东方朔的《神异经》来和他们争辩。当时已是黄昏时分，去查找书籍费了不少时间，反来复去地争论又费去了不少时间，待到他们要走时，城门已经关闭了。第二天一大早，大兵包围了河间城，府城陷落，几乎全家遇难，只有少数几个人幸存活了下来。在故事前后纪晓岚援引他父亲纪容舒的话说：“子弟们读书之余，也应该叫他们知道些家事，知道些世事，然后他们才能治家，才能经历世事。明代末年，道学的地位越来越高，科考更被人看得越来越重，于是一些机灵的人就去研究心学，以攀附有声望的达官显贵，一些老实巴交的人便死钻经书，一门心思想着考取功名，能学以致用的连十分之二三也没有，就像你这二位曾伯祖，在生死之际，间不容发，还在考证古书的真伪，这岂不是只知读书，不闻世事的缘故吗”！纪晓岚末尾发表感慨说，“其实自古以来的大儒像他们这样只知读死书的又岂止是一位呢”。

这些议论，代表了一种时代性的认识，与徐光启《题陶士行运甓图歌》中“娓娓玄谈未终席，纷纷胡骑乱如麻”的诗句所表现的对空谈心性的儒学末流的批判，可谓异曲同工。

《滦阳消夏录》之四有个故事：

武邑某位先生，和他的亲友在佛寺经阁前赏花，这地方虽然宽敞，但阁上常有怪异，人们入夜之后就不敢坐在经阁下了。这位先生以道学家自任，酒酣耳热之际，大谈北宋张载写的《西铭》中“万物一体”的道理，满座的人都围绕着他听，不知不觉夜深了。忽然听到阁上厉声喝叱他道：“如今还在闹饥荒和瘟疫，百姓死了很多，你做为一个乡宦，既便不想法早早倡导义举，施粥舍药，也应该趁这良霄，闭门安睡，也算个‘自了汉’，而你却在这里高谈阔论，讲什么‘民胞物与’不知你讲到天亮，是可以当饭吃还是可以当药服？我且打你一砖，看你还讲什么邪不压正不讲！”说着立即就有一块砖头飞下来，杯盘几案都打碎了，这位先生连忙仓皇而逃。

纪晓岚在这个故事中不只是讽刺了那个空谈的“道学家”，而且旗帜鲜明地道出了他的观点——高谈阔论，雄辩滔滔，远不如做一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实事来得实在。这也是对心性派鄙弃功利、疏离现实的弊病的有力抨击。那么多的读书人受尽寒窗之苦，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但最后的结局却是变成两脚书橱，变成百无一用的书痴废物。这也正是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直接恶果。

在《滦阳消夏录》之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明代有个书生，一个人在草木丛中散步，听见周围有琅琅读书声。他感到很奇怪，在这漫茫旷野里怎么会有人在读书呢？他顺着声音寻过去，看见一个老先生坐在坟墓中间，身旁有十多只狐狸，这些狐狸各自捧着书蹲坐着。老人见了书生，起来相迎，狐狸们也都捧着书，像人一样站起来。书生觉得它们既然懂得念书，必定不会伤害人，便相互见礼坐了下来。书生问“你们读书干什么？”老人说：“我们都是修仙的。狐狸求仙有两个途径，一是采天地精气，拜星斗，渐渐达到通灵变化的地步，然后再修炼正果——这是由妖而成仙。但是这个途径也很危险，如果进入邪僻，犯了天条，就会前功尽弃。另外一个途径是先修炼成人形，变成了人之后，再学习内丹——这是由人而成仙。采用吐纳、导引之法修炼，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得有毅力坚持，自然会成功。这个途径慢但是安全。形体不能自己变化，只能随着心的变化而变化，先是读圣贤的书，明白三纲五常的道理，心变化了形体也就变化了。”

书生借过他们的书看了一下，都是《五经》、《论语》、《孝经》、《孟子》之类。但只有原文而没有注释。书生就问：“这些书没有注释，你们怎么能读懂？”老先生说：“我们读书，只求明白道理，圣贤的语言，本来并不艰深，口头传授，做一些简单的串讲，就能明白它的大义，何必要注释呢？”

书生觉得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一时感到惘然，便没话找话地问他多大岁数了，老先生说，“我已经记不清我的年纪了，只记得我学习经书那时，这个世界上还没印板书”。书生又问“你经历了几个朝代，你感觉这世上的事古今有什么地方一样，又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老先生说：“大体上也都差不多，只是在唐朝以前，只有儒者，北宋以后，常听说某某是圣贤，就这一点小差别”。

纪晓岚借讲这个故事给他的何励庵先生的话说：“以讲经来求取功名，把经书弄得支离破碎，引申出许多内容，它的文词越美而经书就越杂乱无章。以讲经而各自独创一说，分立门派，纷纭驳杂，其学说越详尽而经书越杂乱”经晓岚认为这个看法切中了要害。何励庵先生又认为：“凡是巧妙的办法，中间必定有不稳当的地方，如果每一步都稳稳当当，即使有小坎坷，也不至于跌伤了腿脚”。

只有封建科举制度，才造就了这些支离儒典空典心性，又百无一用的“圣贤”。这些人的识见，还不如那些狐狸。基于此，纪晓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张大经世实学的主张，在抨击玄学空谈的同时，大力对实学、实行加以推崇。

《姑妄听之》之二有一个大家差不多都熟悉的故事：

沧州南有一座寺庙靠近运河岸，山门倒塌在河中，门口的两个石兽也都沉入了水底。过了十多年，有和尚募捐重修寺庙，到水里打捞两个石兽，却没有找到。和尚以为石兽顺流冲下去了，就驾着几条船，拖着铁钯寻找，找了十多里，也没有踪迹。一个道学家在寺里设帐讲学，听了后笑着说：“你们不懂其中的道理，石兽又不是木屑，怎么能让河水冲走呢？石头又硬又重，河底是松软的沙子，石兽压在沙子上，会越沉越深，你们沿河去找，不是弄颠倒了吗”？大家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这时有一个护河的老兵听到了，说：“你说的不对，凡在河里丢了石头，就应当到上游去找，因为石头又硬又沉，沙性松浮，水冲不动石头，它的反激力量，必定把石头下迎水的那一面沙土冲出个坑洼来，越冲越深。沙坑有石头的一半大小时，石头必定翻倒在沙坑中。水再冲击，石头又翻倒，如此一次又一次的翻倒，石头就逆流而上了。到下游去找，当然是错误的，到原地河底去找，不更错了吗？”人们按老兵的话到上游去找，果然在几里之外的地方找到了两个石兽。

这个老河兵之所以对石兽的踪迹有准确的推测，在于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对造成石兽失踪的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而讲学家之所以判断失误，是由于他仅仅从“究物理”出发，而忽视了对事物特殊性的认识，忽视了实际中的千变万化。纪晓岚通过这则故事也批判了道学家“据理臆断”的冥想。他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写道：“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而臆断欤？！”

这里纪晓岚讲的“理”是指一般的物“理”，与理学家宣扬的“天理”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纪晓岚始终主张：学术致用的关键不仅在于贴近现实与实务，而且必须对事物的规律和本质有所把握，这种把握往往无法得之于书本，而必须依赖于经验性的实践活动，进而由经验上升到理论。他曾在一首诗中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世间万事须阅历，百不一效空贻羞”（《十一月初一渡黄河》）。对阅历（实践）的高度重视，也充分体现在由他主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他往往对那些发之于玄想臆断、闭门造车的“纸上经济”加以抨击，这一类的书，都在《总目》的讥评之列。“儒生纸上之经济，言之无不成理，行之百不一效也”（《总目》卷八十四·史部·《海运详考》条）那些喜谈经济之术，好作“纸上谈兵”的学者，也被纪晓岚称为“迂阔之儒”。

学术界已经注意到，纪晓岚的“经世实学”观念的形成，与当时群体性的学术思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清乾嘉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朴学时代，而且朴学本来就是作为反对宋学空疏的逆反思潮而兴起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不少地方涉及到考证，最大化地适应了那个时代方兴未艾的学术潮流。纪晓岚的考证功力是十分深厚的，他自己说“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姑妄听之》序）。纪晓岚的考证，是建立在经世实学基础上的，充分体现了他以“实学求实用”的务实精神。

在《槐西杂志》之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郎官乘坐的船在卫河里翻了，他的一位小妾溺水而死。把她的尸体打捞上来之后，发现她的两只手各攥着一把米，人们都感到很奇怪。河岸上的一位老人说：“这可一点也不奇怪，凡是沉到水里的人，往上看是黑暗的，而往下看却能看见一片光亮。惊恐慌乱之中，只想往亮的地方逃生，溺水者都攥着两把泥。所以检验淹死者，就看十个指甲里有没有污泥。这可以用来区别是自己投水而死还是死后被人弃尸水中。说到这个女子两手攥着米，这儿原先沉过运粮船，米还没有完全腐烂，所以死者就攥了两把米”。纪晓岚说，这位老人的分析可以说细致入微。只是上暗下明这一说法，还不能分析出个所以然来。张衡在《灵宪》篇中说，“太阳好比是火，月亮好比是水；火的光芒外露，水则内蕴其中”。刘劭在《人物志》一书中说：“炎光向外映时，在里面看不见；水光向内收敛，不能映射在外”。可见上面暗而下面亮，是水的本性。

这个故事是从真实的体验出发，来验证典籍中讲的道理，这样的考证，纯是一种“实证”。“必互相发明，其理始备”（纪晓岚《经筵御恭跋》），是纪晓岚一贯的主张，在这个故事中，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纪晓岚一直到晚年，始终保持着对不可知的事物极为浓厚的兴趣，他在探本索源的过程中不仅找到了乐趣，而且往往还有深刻的体悟。比如，在《姑妄听之》之一中他讲：住在沧州卫河边上的人说，河堤决口的时候，河水中流必然凸起，高于两岸。但是在什么地方决口就不知道了。卫河里有一种鱼叫“棒槌鱼“，形状长得好像棒槌，这种鱼很奇怪，平常不知藏在什么地方，下网下钩也捉不到它，可是一到河水暴涨之时，它们就聚合到了一起，而它们在哪儿出现，用不了一两天，这个地方就会决口，这条经验可以说是百无一失。护堤的人看见它们用头撞击堤岸，好像千万个棒槌向堤岸猛捣，那么决口就是转瞬之间的事了。纪晓岚说：这看起来，好像河堤决口是天数，不过，唐尧时的洪水，是天数，而大禹实地勘察，因势利导，则是人事，只有圣人才能掌握天的规律，只有圣人才不把过错推给上天，他们事事预算筹划，并且在事后加以补救，这虽然不能完全消除祸患，但也必然有所挽回。

纪晓岚的辩证法是十分朴素的，他好像特别善长把别人用长篇大论来阐述的道理，用三言两语便能说得明白透彻。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晓岚留下了很多的问题和悬念，比如从藤枕中为什么会飞出细腰蜂，比如为什么煮饭的锅底生有烧不死的虫子，瀑布的冰中也有冻不死的冰蚕？为什么石头中会生出天然的太极图像，为什么鸡蛋会像夜明珠一样在黑夜里发出光亮，等等等等。生活在一个理性时代的纪晓岚，却又是一位“持理”又“反理”的学问大家，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天下真有理外事”，他留下的悬念，也正反映了他的“求实”的精神。

在结束这一讲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槐西杂志》之中一个“唐打虎”的故事。

纪晓岚的一位本族兄弟叫纪中涵，他在安徽的旌德县做知县，那个地方经常有猛虎伤人，却捕不到它。当地人请求说：“不把徽州的唐打猎请来，不能除掉这个祸害”。纪中涵就派人带上聘金去请。派去的人回来禀报说：“唐家选了两位武艺高强的人，就要到了”。等两位猎人来了，却让纪中涵大失所望，一个是胡子头发都银白的老汉，而且不停地咳嗽；另一个是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纪中涵心里不快，命人去准备饭食，老汉察觉到纪中涵的神色不满意，便说：“听说老虎离县城不到五里，我先去把它收拾了，回来再吃饭也不晚”。

纪中涵命令差役带路前往，差役走到山谷口，就不敢走了，老汉笑着说：“有我在，你还怕什么呢？”进入谷中大约走了近一半的时候，老人对童子说：“这畜牲还在睡觉，你叫醒它！”

童子于是就学虎啸声，猛虎果然从林子里冲出来，直向老汉扑来。老汉手里持一把短柄斧头，长有八九寸，宽有四五寸，直直地站着。老虎扑来，老汉侧侧头让过去，虎从他头顶上飞身而过，已流着血倒在地上。一看，那只虎从下巴到尾巴处，都被斧刃割裂开了。

纪中涵设宴招待老汉，并给了重大的奖赏，老人说他之所以有今天这功夫，是因为他十年练臂力，十年练眼力，他的眼睛用毛帚扫也不眨，胳膊能让壮汉子当杠子攀，可以做到一动不动。

纪晓岚发表议论说：《庄子》中说：“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这话是可信的，我曾看见舍人史嗣彪先生在黑暗中挥毫书写条幅，和在灯下写的毫无两样。我又听说静海人励文恪先生，剪出一寸见方的纸一百片，上写同一个字，然后一片片地叠起来，对着太阳看，竟然分毫不差。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熟能生巧，并不是另有取巧的办法。

所谓“习伏众神”，习，即是“熟”，“神”即是巧。“习”蕴含着“神”的因素。高超入神的技艺、本领包含在娴熟的基本功之中。惟有“习”，才能“神”。超群出众的本领不过是苦练基本功并不断提高而已。这个白发老汉并非生来会打虎，他年事高迈，还能两目不转瞬地持斧立劈猛虎，就在于他几十年苦练基本功，达到了艺精入神的境地。“习”与“神”是互相联系的，但又有区别，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习”才能转化为“神”。这个条件是“习”之又“习”的量的积累超过了其本质的量的限度时，就向新质转化。这个老汉“练臂十年，练目十年”，练到目以毛帚扫也不眨眼，臂使壮夫攀也不能动，这才完成了由“习”到“神”的转化。

“唐打虎”的故事中，包涵着朴素的哲理，即学习必须从基本知识开始，必须苦练基本功，熟练掌握基本理论与技巧。只有这样，才能灵活运用所得知识，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地解决问题，从而有所发现、发明与创造。

严格地说，纪晓岚还算不上是一个建立了自己思想体系的思想家，然而他也不完全是一个顽固地遵循传统和惯例的儒者。标准化的学术工作和他在朝廷中的地位，使他的思想意识有了某些局限，而诗人小说家的艺术性格，又使他不拘于绳墨和经义，在学术问题和哲学问题上纪晓岚总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他的心性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