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如弹寡女丝，幽咽吟黄鹄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节烈观念

纪晓岚八十岁的那年，向嘉庆皇帝上了一道关于妇女问题的奏章。那道奏章说了什么内容呢？大体上是：按照大清朝的定例，凡是妇女遭到强暴未遂因而被杀者，即准予旌表——就是给予一定的褒扬，如可以把名字写在《烈女传》上，如立贞节牌坊等等——而要遭到男子的强暴，被捆缚受辱，不屈而被杀者，则得不到旌表，因为她们虽然不屈从，但已经失身。纪晓岚为这些不幸的妇女鸣不平，认为她们舍生取义，也有一副贞烈的心肠，只不过是她们或者由于身体孱弱而遇到了强悍的对手，或者是孤身而遇到了多名图谋不轨的男人，这是因为她力不能敌，并不是因为她的贞节不牢固。那些死在强徒刀下的女人，虽然没有保住自己的贞操，但与抗节被杀的女人是一样的。

纪晓岚还举了一个例子：这好比那些忠烈之士，被俘虏之后誓不从贼，但被捆绑上强使他跪拜一样。你不能说这些人给敌人屈膝下跪了，就没有气节，因为他们是被迫的。这样的妇女，应与未被奸污而死节者略示区别，量情旌表。如果凶手在两个人以上者，女子显然因为处于极端的弱势，所以应该与强奸未遂被杀者一样受到表彰。请交大学士九卿科道公议。这个奏章得到了嘉庆皇帝的批复，认为可行。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从纪晓岚暮年上书为妇女请命，有清以来礼法之严酷，可见大概。同时，也看出纪晓岚对妇女贞节问题的态度，进一步领会他比别人丰富一些的仁心和鼓励贞妇的用意，有助于我们对《阅微草堂笔记》中一系列女性问题的理解。

对于节烈妇女的表彰，在秦、汉时就已经开始了，但那时大体上没有形成定制，皇帝心血来潮时就找出几个典型来表彰一下，而且被表彰的，也多数是丈夫死了不改嫁的女子，如《华阳国志》卷十“广汉士女”就记载了若干这类典型：  

殷纪配，丈无死后，因为她长得漂亮，很多人来求婚，她就用刀砍断了自己的手指头，誓不再嫁；

鼓非、李进娥：都因为丈夫死后把自己的头发割掉以表示永不改嫁的决心；王和，夫死不肯改嫁，自己割去自己一只耳朵。

还有一些女子，因父母逼迫她们改嫁，自杀身死。自从程朱理学大倡之后

这样的典型才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清朝定国之初，刚入关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的节烈观是有所抵制和批评的，康熙皇帝就曾以“人命至重”为理由，指出女人殉夫殉节不可提倡，然而，渐渐汉族的这种文化恶疾传染了整个社会，到了嘉庆时期，对妇女贞节的要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这是清代文人愈樾《左台仙馆笔记》中讲的一个故事：

浙江石浦有一个姓林的富户，有女待字闺中，忽然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女孩子肚子胀大起来，而且越来越大，就像揣了一个南瓜。一开始以为是胀气病，一次次请医服药，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请来一位姓张的名医来看病，这个名医则说女孩子是有喜了，且怀的是男胎。姓林的富户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与名医争辩，说“我女儿还没婆家呢，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有怀胎的道理“？姓张的名医也不改口，说“我几辈子行医还没有看错过呢！”姓林的富户大怒，说，“那么就剖开我闺女的肚子看一看，若真是怀孕，不但不让你偿命，再给你千两白银，若不是胎，你怎么办？”姓张的名医说：“要是我错了，我就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献给您”。于是请来一个保人，马上立了一个字据，双方不得反悔，于是林某就将他女儿的肚子给剖开了，血流满地，并无胎孕，而且检验女孩子的下体，仍然是处女之身。这一下名医张某目瞪口呆，在林某和保人的催逼之下，用刀自刺喉管而死。两条人命的代价保住了林某的名声。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也写到了许多奇贞异节的故事，比如《槐西杂志》之二中他记他的一位族兄纪中涵在安徽旌德做官时，有个人挖地发现了一座古墓。墓主人棺材、骨头都化作了灰土，只有一颗心还在，血的颜色还是红的。墓穴里还有一块石碑，字迹隐约可以辩认。纪中涵听说后就派人去取石碑，可是乡里的百姓害怕会牵扯出什么事件，就把石碑砸碎了，扔进河里，都说没这么一档子事儿，是乡里人在以讹传讹。纪中涵被罢官后，才买到那块墓碑的抄本，碑文上写着：“白璧有暇，黄泉蒙耻。魂断水，骨埋山趾。我作誓词，祝霾圹底。千百年后，有人发此。尔不贞耶，消为泥滓。尔傥衔冤，心终不死”。那意思是：白玉有了瑕疵，即使在黄泉也会蒙受耻辱。你的灵魂断送在水边，白骨埋葬在山脚。我写下誓词，把祝告埋进坟墓。过千百年后，定会有人挖开墓穴。你如果不贞节，就会化作泥土。倘若你含恨而死，则你的心永远不会枯朽。碑石题款是“壬申三月，耕石翁为第五女作”。知道是一位父亲，在替他的女儿申冤明志。看那颗心依然不朽，就知道那女子肯定是受了冤枉。可惜没有办法考察这件事的原委，也不知道发生在哪个年代，使这奇特的事无法宣扬，不免有些可惜。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这种对异节异烈的慨叹，还有很多。纪晓岚的节烈观，诚然跳不出封建主义的藩篱，他要求妇女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标准作个孝女节妇，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纪晓岚的节烈观与那些道学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对寡妇再嫁持同情态度，认为“妇人再嫁常事，娶再嫁妇亦常事”，反对道学家“动以一死责人”的不情之论。他曾对明代文学家归有光鼓吹的未婚守节论发出批评，在一首诗中写道：“青娥初画怅离鸾，白首孤灯事亦难。何事前朝归太仆，儒门法律似申韩”（《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二《三十六亭诗·蔡贞女诗》）。纪晓岚对归有光的谴责，真实地道出了他在妇女贞烈问题上潜在的抵制倾向。

    《槐西杂志》之一中有一个“交河节妇”的故事：

交河县有一位守节四十年的寡妇建了牌坊，亲戚们都来了，有一位表姐妹从小就爱和她开玩笑，就对她说：“如今你是守节到白头，不知在这四十年的岁月中，面对晨花夕月，你能一点不动心吗？”那个节妇回答：“人不是草木，哪能无情？但我觉得不能越礼，不能负义，所以能克制我自己，不干违背礼义的事”。

这个故事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情史类略》中的一个大体相同的故事：有个节妇曾以贞节受到旌表，她活了八十多岁，临死时，把她的儿子、媳妇召到床前，嘱咐说：“我到今天才知道我这一辈子活得多么糊涂。以后如果家门不幸，有年轻受寡的，，必须让她尽快改嫁，不要让她守下去，做节妇并不是件容易事”。说着伸出她的右手，右手掌心里有一个大大的疤痕，是她年轻时偶尔在半夜难忍孤独，以手拍案，误拍在烛台上，被烛台签子贯穿了掌心，而她的家人却从不知道这些。

这个老妇人的话，真是一字一泪的倾吐。

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想起《谐铎》中“两指题旌”的故事。那个故事说，赵蓉江还没中进士时，曾在东城姓陆的一家设馆教授子弟，当时主妇新寡，有一个七岁的儿子，跟从赵蓉江受业。一天晚上，赵蓉江正在烛下读书，忽然听到叩门声。打开门后，原来是这家主妇，问她来做什么，笑而不答，再问，则答：“先生离家这么久了，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今晚上这么好的月亮，我来陪先生度此良霄”。赵蓉江正色拒绝说“妇人珍重名节，士子重视德行，稍不自爱，就会不能自拔，你快走吧，人言可畏！”妇人不走，赵蓉江就把她推出门去，妇人又反身进屋，赵蓉江急忙关门，妇人两根指头夹在门缝里，大声呼疼，赵蓉江刚把门开一道缝，妇人脱手回自己房里去了。妇人回房躺在床上不断反省自己，责备自己本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为什么会这样轻贱，克制不了自己的欲念？又羞又悔，拿起刀来把手上的两根指头砍掉了。然后把这两根断指用石灰拌好藏在木匣里。第二天赵蓉江离开了陆家，后来陆家这个儿子也中了进士，进入部曹，为她的母亲请求旌表。这时赵蓉江已经位居显耍，对他学生旌表母亲的申请一再驳回，不予批准。陆家儿子百思不得其解。回到老家，和他母亲说了这件事，他母亲笑着说：“我知道了”。就拿了一个小檀木盒，封好口，交给她儿子说：“你到了京师，把这个交给你的老师，一定会有作用的”。陆家儿子回去把盒子交给他的老师，赵蓉江打开一看，是两根断指并排放于其中，灰土上隐约还能看到斑斑血迹，心里终于明白了，于是很快就批准了陆家儿子旌表他母亲的申请。

纪晓岚曾写过一篇《旌表张母黄太孺人节孝序》，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烈易而节难”的观点。纪晓岚认为：之所以世人称“烈易而节难”，是因为“烈”或激于一时之义，而“节”则须贞诸百年之久，持之以恒，虽抱天下之至痛而不改其志，尤其是对那些死了丈夫而又当孱弱之年的女子，要守住自己的节操，几十年如一日，更是难上加难。

这位黄太孺人，是南皮县黄矩之女，儒士张燕嘉之妻。她结婚刚半年，丈夫即去世，那年她刚刚十六岁，奶奶和婆婆都年事已高，她过继了大伯子的儿子为嗣，奉养老人、幼子，历尽艰辛。纪晓岚最为称道的是，黄太孺人一门三寡，三世冰霜，萃于一门，而都以守节著称乡里。纪晓岚的节烈观，完全是封建士大夫式的，他当然要告诉寡妇守节的价值何在。说穿了，就是一个“名”。守节的人也许物质生活困顿悲惨，精神生活更是空虚抑郁，但是全社会将以赞美的眼光去仰视她，尤其是守得越长越好。她们不仅会增长阳寿，死后也能得到阴司的奖赏。运气好的，人们还会为她立贞节牌坊，流芳百世。殊不知，守节守寡，摧残了多少女性，埋葬了多少人生？其中苦楚，只有受害者才能说得清。但那时的节妇贞女们，谁敢说？便是说，又有谁能说透？

对“交河节妇”的故事，纪晓岚借人之口所加的评论是：这个老妇人的子孙很忌讳节妇曾经说过：“人非草木，岂得无情”的话，认为这话传出去会有损节妇的形象，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这个节妇所说的话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忌讳的必要。之所以光明磊落，就在于她虽然心理上意识到“人非草木”，但更懂得“礼不可逾”，做到克制自己的欲念。这清楚不过地表明，在纪晓岚看来，心理上感受到“情”的存在并不可怕，关键是以“理”抑“情”。纪晓岚在这个故事中理性地承认了“人欲”的存在，却又理性地否认了“人欲”的合理性，但他对寡妇憧憬幸福还是有几分同情心，与道学先生板着面孔要求寡妇殉节，甚至对守节几十年的老年寡妇，还要她们始终心如古井，不起微波的严酷态度比起来，还是比较通达的。

在《槐西杂志》之一中还有一个故事：

沧州有一个少妇，她的丈夫去世还不满一周年，她就改嫁了。过了两年，后夫又得病死去，从此发誓不再改嫁，竟终生守节。有一次她去看望一个生病的邻家妇女，她前夫的魂附在那位邻家妇女的身上喝叱她说：“你怎么甘心为后夫守节，而不为我守节呢？”少妇很干脆地回答：“你没有把我当做结发夫妻，在一起生活了三年，你却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体贴温存的话，我凭什么要为你守节？后夫不嫌我是二婚，结婚两年中，夫妻恩恩爱爱，情深义重，我怎么能不为他守节呢！你不扪心自问，反倒来责怪我！”鬼魂被问得张口结舌，偷偷退去了。

贞节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经过了有明一代轰轰烈烈的提倡，变得非常狭义，差不多成了宗教。不但丈夫死了要守节，未嫁先死，也要守节。纪晓岚作为封建士大夫和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当然也竭尽所能地表扬烈女贞妇，大力提倡“白首完贞”的观念。《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很多这一类“足为天下女子法”的例子。但在上面这个故事中，他却赞美了一个在丈夫死后未满周年即再嫁的少妇，她之所以不为前夫守节，而为后夫守节，是因为前夫待她如同陌路，而后夫却同她有百般恩爱。守不守节，是以夫妻之间的感情为前提的。在这里他旗帜鲜明地点出了婚姻与爱情的关系。

纪晓岚借这个故事阐发了一大段议论，他说，这个为后夫守节的女人，就如同春秋战国时晋人豫让所说的“你以普通人一样对待我，我也像普通人一样对待你；你把我当作国宾，我就用国宾的身份来回报你”是一个意思。但五常之中，只有朋友是可以以义相交的，朋友之间不讲报达，这就是原道。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天然的，不能谈报达，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按义理在三纲之内，就更谈不上报答了。渔洋山人有一首《豫让桥》的诗， 是这样写的“国士桥边水，千年恨不穷，如闻柱厉叔，死报莒傲公”。这渔洋山人，就是清代大诗人王士禛，号渔洋山人。

纪晓岚借这首诗引用的典故说：渔洋山人写到的这个柱厉叔，是由于不被国君理解而遭放逐，于是挺身死难，让不了解臣下的君主醒悟，他这个行为带着不满和怨恨，是为了同君王计较是非，而不是为了捍卫江山社稷。

这个故事和纪晓岚所发的议论，充分体现了他的节烈观。

对于忠孝节义的问题，有别于法律规范，它是社会人心的道德伦常。纪晓岚说过“忠孝节义之事，士大夫多由于学问，儿女子多由于性情。由学问者或出于有所为，或迫于不得已，皆难谓必无；由性情者则自不知其所以然，而有不如是则心不安者”（《书孝女余氏行实后》）。

纪晓岚写过一首长诗《汪氏双节诗》，在这首诗中，他写下了读记录汪氏守节事迹的《越女录》之后“酸恻”的心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如弹寡女丝，幽咽吟黄鹄。悲风生字里，惨淡秋灯绿”。“由是局外人，身未罹茕独。如彼饫膏梁，不知藜藿腹”——你是局外之人，没有经历守寡人的那种难耐孤独的痛苦，就好比你现在大鱼大肉吃得脑满肠肥，而不知老百姓食不果腹的苦难一样。这首诗从侧面透露出他对礼教桎梏下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这与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以理窒欲“的道学的抗拒是一脉相承的。

纪晓岚在《滦阳续录》之五中讲过一个让人读了触目惊心的故事：

有一个少妇不到二十岁就成了寡妇，她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满三四岁。家里穷的什么也没有，又很少有亲属，于是就打算再嫁。这个寡妇长得很漂亮，她的一个表亲某甲暗中派一个老妈子和她说：“按照礼法，我不能娶你，但我想你想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如果你能假托守节不嫁，暗地里和我相好，我每月给你多少钱，这些钱足够养活你们母子了。两家虽然不在一条胡同里住，但是屋后只隔着一道墙，到时候搭上梯子来住，别人也不会知道”。寡妇让这小子引诱得上了套儿，果然就在梯子上往来出入，成了他的姘妇。邻居们一直怀疑，不知这一家孤儿寡母，靠什么生活，但从来没发现什么疑点，就是这个寡妇的婆婆也看不出她有什么破绽，认为是儿媳手里还有些积蓄，所以还能过日子。时间一长，某甲的一个奴婢把这秘密给透了出来。当时她的儿子还小，于是就被打发到私塾里去住宿。到了十七八岁时，儿子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常常哭着劝他母亲。也可能时间长了，寡妇和某甲真的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对儿子的劝告听不进去，反而和某甲亲热调笑，故意让儿子听到看到，打算堵住儿子的嘴。儿子气极了，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嘛，正是肝火旺的时候，大白天闯进某甲家里，拿一把刀，从某甲的心窝捅进去，从后背扎出来，这一刀够狠的，当场把某甲要了命。儿子做完这事就向官府自首了，自首时他说什么呀，他不能说他母亲和某甲怎么怎么，他要保住他母亲的名节呀，就说我曾向这个人借过钱，他不借给我，不借给我没什么，可是他侮辱我，我忍无可忍，就把他杀了。

官府一查，不是那么回事，想方设法诱导他说出真情，暗示他如果他说出了真情，他就不会被判故意杀人罪。可这小伙子不管你怎么诱导，他就是不改口，因为一改口可以保住自己的命，但保不母亲的名声，他不改口，就一口咬定以前说的那理由。最后，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抵命。

乡邻们同情他，有很多热心的人想给他立一块碑，来对他进行表彰，就请一位叫朱梅崖的老先生撰写碑文。前一天晚上，朱老先生梦中见到了这位年轻人，他神色惨淡，一句话也不说，拱手站在他面前。朱老先生从梦中醒来，一下子悟到，这碑文他是没法写了。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写，则这年轻人不过是个杀人犯，这还有什么可表彰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写，则表彰了孝子的名，而伤了孝子的心。怎么这么说？你想这年轻人拼出自己一条命，保住自己母亲的清白，你把实情一写，得，他这条命白瞎了，他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于是朱老先生极力劝阻不要树这块碑。这天晚上，朱梅崖先生又梦见那位年轻人来了，还是一句话不说，向他拜谢而去。

纪晓岚发表议论说，这个年轻人，甘心舍弃自己的性命为父亲血耻，又不张扬母亲的过失而辱没父亲的名声，可以说善于处理人伦方面的变故。有的人说，这年轻人勇气可嘉，但这一来又断了宗嗣后代，令祖宗痛心，不如生了儿子之后再报仇。这就是道学家的腔调了，对人这么求全责备，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

这个惨烈至极的“儿子与情人”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礼教的残酷。封建社会中，女人死了丈夫，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是殉夫、第二是再嫁，第三是守寡。而守寡就必须“白首完贞”，保全自己的贞节，与人私通当然被视作大逆不道的。

明清两代，贞操观念的严格，超过了历史上的各个朝代，节女烈女不但能得到朝廷的旌表，树贞节牌坊，还可免除本家的徭役，与家族的经济利益实行“挂钩”。并且各地方官员要每年向朝廷汇报本地方的“节烈”事迹，在这个过程中不乏有竞相浮夸虚报，搞攀比的恶政。在《古今图书集成》的“闺节”、“闺烈”两部书中，收录明代的节妇就有三万六千多人。清代各地方志书中，更是“节”“烈”成灾。一个家族中出了一个节妇，不仅可以获得光耀祖庭的政治效益，而且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因此寡妇要守寡不一定是她本人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带有族人强制的因素。故事中邻人们一致要求给杀死母亲情人的小伙子立碑旌表，也是出于这个用意。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出在《姑妄听之》之二：

有一个叫赵延洪的人，性格特别耿直，嫉恶如仇、眼里不容砂子，谁有了错他就当面斥责人家，毫不避讳。有一天，他偶尔看见邻居女人和一个年轻的男人说话，很快就把这事告诉了那个女人的丈夫。丈夫暗中监视，发现了这两个人的奸情，于是有一天这两个在一起幽会时，那个做丈夫的闯进来，将两个人都杀了，然后提着人头去官府自首。官府依法不予追究。过了半年，这个赵延洪竟然突如其来地得了一场疯病，发狂地打自己的嘴巴，用邻居那人女人的口吻索命，最后咬断自己的舌头死了。

纪晓岚发表了一段议论，他说，淫荡的女人行为不检点，固然有罪，不过只有她的亲属有权干预，只有她的丈夫才有权去杀她。她并不是乱臣贼子，人人都有权去杀。况且她所失去的是她一个人的名声和贞节，所玷污的是她一家的门户。她也不是什么大奸巨盗，弱肉强食，专横暴虐，使人蒙受大冤大辱，惹起人们公愤的人。根据隐恶扬善的原则，把她的事张扬出去，已经有伤大德，如果她因此而死，还难免归罪于张扬的人，何况直接告诉她的丈夫？这究竟是什么用意？莫非要刺激她丈夫非杀了她不可么？事情过了半年，这个屈死的女人才来索命，可见她是奉命来执行上天对这个好事者的惩罚的。可见以揭人的隐私为正直，自然不是忠厚的做法，也不是养福的作法。

这段议论把纪晓岚的思想已经表达得很透彻，他主张人是应该有自己的隐私权的，这一点他的思想就比他同代的学者更多了进步性。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纪晓岚对那个自觉充当“道德警察”的人是多么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