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忍看血泪两斑斑

——《阅微草堂记》中的奴婢问题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许多反映奴婢命运的事例，通过纪晓岚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蓄奴社会的魔影。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奴婢问题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蓄奴之风，起于周秦时代，蒙元时期尤其兴盛，明初因为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豪族和地主阶级受到了打击，奴婢大量逃亡，所以蓄奴之风有所减轻，但宣德以来，随着土地兼并和赋役剥削的重新加剧，已经趋于稳定的封建经济结构再次遭到了破坏，再加上连年饥荒，北方地区农民逃亡的现象非常严重。流亡的农民有很多被逼得卖儿卖女，所以明代刊刻的《天下通用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四民役用积玉全书》、《四民便览东学珠玑》这一类的工具书中，都记载着出卖子女的文书格式。贫困人家卖子女为奴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家贫，无以为生计，这是主要原因；二是因为被逼勒为奴，三是“投靠”仕宦缙绅之家为奴。在明代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而且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蓄奴时代结束。《康熙汝宁府志》就记载了河南光山县的情形：“光山一荐乡书，则奴仆百十辈，皆带田产而来，止凭差遣，不费衣食，可怪也”。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也记载：“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一个人刚当了官、就有人带着家产来投靠，多的投靠一户的达到上千人，这不得了！

其实明代限制蓄奴的法律是很严的，永乐年所定的榜文中规定，王公之家，仆从不过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明孝宗实录）。英宗时规定，四品以上十六人，五六品十二人，七品以下递减二人（《孝宗实录》卷一一七，《英宗实录》卷一一九）。

事实上，贵族官僚违例多蓄奴婢者时有所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明孝宗实录》卷十九就记载，在京师的各附马皇亲以及王府、王亲仪宾之家，蓄养奴婢家人的数目，比官方规定的旧制，多出十倍、十几倍。永乐时都督李增枝所蓄奴仆达到千余人。世宗时，严嵩家丁超过了两千人之多。湖北麻城的梅家、刘家、田家、李家四个大家族，各有家僮不下三四千人。

清朝满族贵族入关后，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方面，仍然保存着浓厚的奴隶制色彩，官宦豪门之家蓄养奴婢的数量，成为他们显示其门第高低权力大小的重要标志。比如和珅家的奴仆就有千人之多。嘉庆时江宁巡盐道彭翼蒙，他携家眷去上任，因为家口仆从太多，甚至道署的房舍都安置不下这些人。（《清仁宗实录》卷四十七）

那么这些奴婢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看看《阅微》中的记载：

一家富户的女儿，五六岁时，夜里外出看戏被人掠走贩卖。过了五六年，因为人贩子的事情败露，官府办案，才把这个女孩找了回来。这个女孩子回来的时候，她的身上到处都是鞭痕、杖痕、剪痕、锥痕、烙痕、烫痕、爪痕、齿痕、遍体鳞伤，就像刻画上去的。她的母亲抱着她哭了好几天。这个女孩子哭诉身上的伤痕都是让她的“主母”给打的、烫的。

纪晓岚记这件事时用了因果报应之说，他说这个女孩子之所以遭到这么大的劫难，是因为她母亲就是个虐待狂，对待婢女的手段极其残忍。凡是战战兢兢侍奉她的，没有身上不带血痕的，她回头看一眼，左右都吓得没有人色。所以神就在她女儿身上显示报应。但这个恶女人却直到死也不悔改。这则故事还说，一个官宦家的主母，遇到婢女有过错，不用鞭打，只是剥去所有的衣服、让她裸体趴在地上，说这比让鞭子打还要厉害，让她们丢丑。

这则故事连写了三个富家的“主母”，一个比一个残忍毒辣。这里有应该引起读者注意的一笔，就是那个女孩的母亲，尽管她的女儿被人掠卖成了婢女，受尽了主母的折磨，但她却至死也没有改正虐待婢女的恶习。“果报”不管多么的神奇，也改变不了她虐待狂的习性。

《姑妄听之》之四中有个故事说：有个做官的人名叫刘拟山，他家里丢了一只金手镯，便设私刑对小女奴严刑拷打，小女奴屈打成招，说那只金手镯是她偷了，偷了以后卖给打鼓的了。什么叫打鼓的，就是打着鼓子捡破烂的人，这一部分人有很多是无业游民，他老婆在家里卖色相，做丈夫的白天躲出来，担着两个荆条筐，摇着一个货郎鼓，收买杂物，所以叫打鼓的。凡是人家仆人奴婢偷出来的东西，他们用很低的价收购了。这些人不是小偷，却是小偷的帮凶，但由于赃物所值不多，官府也不把这些人怎么样——主人问这个小婢女那个收破烂的衣着长相，去找了半天，却没有找到，于是又拷打这个婢女，忽然他家屋里天棚顶上有人咳嗽了两声说：“我住在你家四十年，从来也不愿露出身形声音来，所以你不知道有我。今天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那个金镯子不是你夫人找东西时，错放到漆妆盒里么？”按照那个声音提醒的去找，果然就找到了，而这个小婢女，已被打得浑身都烂了。所以这件事让刘拟山一生忏悔，他常说：“时时难免有这种事，怎能处处有这样的狐狸？”所以他任官二十多年，审案子时从来未刑讯逼供过。

这一个小婢女，无缘无故地被主人痛打了这一顿，以至于体无完肤，终于连兽类也看不下去，这能看作是家庭的琐事吗？做官的人自称从这件事上得到了教训，说明他以前没少干刑讯逼供的事，持家“刑求”于内，为官“刑求”于外，天下哪里还有道理可讲的。

《如是我闻》之一中的一则故事说：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在一个富户家中做婢女，她听说她的母亲在外边讨饭，快要饿死了，就私下里偷了三千钱给了她母亲。这件事被她的同伙告发了，这个小婢女受到了严刑拷打。富户家楼上，有狐狸住着，几十年没有给他家找过什么麻烦。小婢女被鞭打的这一会，忽然楼上哭声鼎沸，主人感到很奇怪，就仰起脸问是怎么回事，楼顶上一片声应答，“我们虽然是狐狸，但也有人的心肠，这个女孩子不到十岁，就为她的母亲受到了这么重的拷打，想到这些，我们悲从中来，就不知不觉哭了出来，并不是有意搔扰您啊”。主人听了这话，投鞭于地，面无人色者数日。

这个故事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一个严酷的社会现实——贫富之间的隔膜，远远过于异类，人性的恶劣，也为兽类所不及。这一个小女奴，还不到十岁，为救自己的母亲挨了主人的暴打，连狐狸也忍受不住，哭声鼎沸，这个故事的原文只有一百四十多字，却有很强烈的震撼力量。

《滦阳消夏录》之四中的故事说：有一个富户家里丢了两千文钱，怀疑一个婢女把钱偷了，把这个婢女打了几百鞭子，可这个婢女怎么也不承认钱是她偷的。这个婢女的父亲很生气，说：“生了这么个女儿，还不如没有呢。如果钱是她偷的，非勒死她不可”。这个婢女很冤枉，没有人相信她，哭得天昏地暗。一个老妈子同情这个婢女，就偷偷把自己的衣服当了，换了两千文钱，还给主人说。“我老婆子一时糊涂，偷了主人的钱，以为主人钱多，未必能马上察觉，不想牵扯了这个姑娘，心里实在惶恐，钱还没来得及用，我冒死自首，生怕结下来生的冤恨，我也没脸住在这儿了，从此我就离开这儿到别处去了”。这个婢女于是得了救。

在这则故事中，那个不惜让自己的名声受到玷污，而去救婢女的老妇人，与那个凶残的奴主相比，真有天地之别。一个下层人，她的品德是那么高尚，为救一个无辜的婢女，自己不仅当了衣服，还把做贼的脏水泼在自己身上，从对下层百姓的情操的赞颂中，纪晓岚也隐含了对那些无情的奴主的鞭挞。

清代的虐奴现象非常严重而且普遍，以至于引起了执政的注意，早在康熙初大司寇朱之弼在一份奏章中称“八旗仆婢，每岁报自尽者，不下二千人”。他们自尽的原因，多是不堪主人的凌辱“饥寒切于中，鞭仆加于外，饮恨自尽，势固然也”（《清稗类钞·奴婢类》）。不仅仅是《阅微草堂笔记》，清代的许多笔记小说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比如昭边的《啸亭杂录》，就记乾隆中某一驸马家，巨富，常常占有那些有姿色的婢女，如果不从，就把她的衣服扒掉，裸体放在雪中冻死。他家打死的婢女不计其数，打死了就从墙洞里抛尸出去，连张芦席也不给。这样的记载真是触目惊心。既使从纪晓岚零零散散记下的事例中，也不乏让人不寒而慄的记叙，如《姑妄听之》之三中他记，有一个人对奴婢非常狠，奴婢偶尔犯了小小的过错，就拉到空房里冻死、饿死，这样死的人身上没有伤痕，她的父兄既使告到官也验不出伤来，其冤不得申，反而会挨板子。《槐西杂志》卷二中记一个侍郎夫人特别残忍，刚买的女奴，写了卖身契进门，第一件事就是让她长跪，先靠诫数百语，这叫“教导”，“教导”以后就扒光她的衣服，反手打上几百鞭子，这叫“试刑”。如果因护疼而转一转身子或者叫一声，就打个无量数，直到打得不说不动，板子敲在身上如同打在石头木头上一样，这叫“知畏”。然后才让这样经过千折百磨的婢女“上岗”。《槐西杂志》之二中的一个故事，则讲到一个富户的内室，门左右挂着两条鞭子，鞭上都有鲜汪汪的血迹，柄则光亮的可以照出人影，听说这家的主人都天临睡前，将他家的婢女一个个捆绑在长板凳上，然后给她们盖上被子，防自她们私自逃跑或者自杀。

最可恨的是，一个家主调戏仆人的妻子，仆人如有不情愿的，则施以杖刑，然后把男人捆在槐树上，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自己的妻子怎么受辱。（“先曾祖润生公”条）纪晓岚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往往加上因果报应的内容，但透过层层迷雾，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血淋淋的社会现实——这些都是发生在“盛世”中的惨剧啊。

封建社会的法律，从《唐律》一直到《大清律》都把奴婢列为“贱民”，成为被歧视的对象。清律规定，若是做奴婢的违犯所谓“教令”，家主可以依法处罚。“邂逅致死者，及过失杀者各勿论”（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一0）。这里讲得很明白，家主对家奴，可以随时随地处以各种刑罚，即使打死了人，也并不会以杀人罪而受到惩治，奴婢是没有任何“人权”可言的。

相反，如果奴婢在受到虐待时有所反抗，就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大清律例》规定，“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凡奴婢骂家长者，绞”（卷二十八）。这种种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你不动手只是还口骂了家主，也要被处以绞刑。两种不同的量刑标准，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法律的不公正或失衡，而是一种“人权”的缺失。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直指这种法律之失。书中一则故事说：有一个家主调戏他仆人的妻子，仆妇不答应，主人发怒，说“你如敢再拒绝我，我就把你用棍子打死”。这个仆妇回到家告诉他的丈夫，他的丈夫刚刚喝醉了酒，听了，反斥责他的老婆说“你如果敢失身，我就用刀子捅死你”。这个女人愤然说“我是没活路了，不依着家主，得被棍子打死，依了家主，又会被丈夫用刀捅死，不如我先死了吧。”就上吊自杀了。官府来勘验，尸体没有伤痕，又没有证人，又死于他丈夫身边，没法归罪，于是就稀里糊涂过去了事。从此这个女人吊死的屋子，虽然天气晴朗，但也阴阴如有薄雾，夜间不知什么时候就有撕裂丝织品一样刺耳的声音传出来。灯前月下，每每见黑气在屋里摇摇荡荡，好似人形，靠近了一看却什么都没有。就这样一直过了十几年，一直等到把他逼死的那个家主死了，才没有了这种怪现象。

这个女人的死，逼死她的家主是元凶，愚蠢的丈夫是帮凶，最主要的谴责对象是昏庸无能的官府。官府虽不是冤案的制造者，但它却凭着不公正的律条，使她的沉冤永远不能一洗，其罪恶也不在逼死人者之下。

好色的家主，往往把婢女仆女当做他们发泄欲望的对象，《笔记》中记载的一个富户，经常调戏他家的家奴媳妇，如果家奴有不满意的，就把他狠揍一顿捆在院子里的槐树上，让这个丈夫看着他奸污他的妻子。而这种种恶行，都受到了法律的姑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只是那些被称作“弱者”的女性，而奴婢之辈，又是弱者中的弱者啊，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法律地位，那么他（她）就失去了做人的权利和所有的尊严。

《笔记》中还写了不少女子被逼或被卖为童养媳或富室妾媵的故事，这些童养媳或妾媵，在家庭中的地位及遭遇，实际上和一般的女 奴没有什么区别。《笔记》中的一则故事说，有一个当婆婆的虐待她的童养媳妇，每天让烙铁烫她的童养媳，“惨酷无人理”，而这个童养媳还不满十岁，这个童养媳被折磨得受不住，逃回了母亲家，她的母家不敢保护她，而把她藏在别人家里，婆家找来，只说没见着。因此婆家一纸状子告上了官府。婆婆认为这个女孩家有个姓朱的邻居老人，可能会看见这个女孩子来往，就让他出庭作证。朱老私下里想，说这女孩子已经回来，则等于把她推向死路；说这个女孩子没回来，则助人离婚，这可怎么好。于是就到算卦的那儿求签，请神来为他决断，举起签筒摇了数次，一支签也摇不出来，他用力又摇，签筒里的签竟然一下子全摇出来了。原来神也不能为这件事做一个决断。

这个故事的结局很耐人寻味，这个不足十岁的小童养媳受到婆家“日日加炮烙”的酷刑，而“神”却大装糊涂，究其原因是神也决断不了这件“情”与“理”互相矛盾的案子，他和那位朱老一样陷入了两难之境。情理的这种互相矛盾，是封建末世的一个绝症。为什么说情与理的矛盾不可化解呢，就这件事来说，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受到了非人的虐待，她逃回母家避难是情理之中的，但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在这个案子中，施毒刑的一方竟成为原告，被迫害的一方反而成为被告，那就是因为有封建社会不平等的法律。朱老求的“神”，实际上是“官”的化身，神解决不了的事，官也只能“葫芦提”了事，致使这个被迫害的十岁幼女没有一条生路可寻。这个故事留在故事背面的内涵是很深的。

纪晓岚虽然相信因果报应，但也正视社会现实。他写下了许多反映奴婢们对主子进行反抗报复的事例，他们或依仗父兄，杀死仇家，或密约合伙焚毁主人的家园房产，对这些“犯上做乱”的行为，纪晓岚不但没有斥责，而且认为这是很合理的。“其强者衔冤茹痛，郁结莫申，一决横流，势所必至。其弱者横遭荼毒，赍恨黄泉，哀感三灵，岂无神理。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固亦理之自然耳”（《姑妄听之》三）。

但弱女子的反抗多数是柔弱的。《笔记》中讲，一般的女人死后是不以红衣入敛的，因为红色是阳色，好似生魂，但那些含冤上吊的女子上吊时总是穿一身红衣裳，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死后为鬼好去做祟，报复她的仇人。将惟一的复仇愿望寄托于死后做鬼来实施，正是弱女子的一腔冤愤在尘世间无可赴诉的一种强烈反映。